捉兔子
猪油味从厨房的纱窗里挤出来的时候，舅舅的摩托车正好拐进院门口。
"熄火了？"表弟从土堆上往下跳，膝盖上全是泥。我没回答他，因为那不是熄火，是舅舅——他每次到家门口都会故意松油门，让排气管放两个屁。他说这样不用按喇叭，省钱。
舅舅从摩托车上跨下来，一条腿先着地，另一条腿在座位上又蹭了一秒钟——他的膝盖不好，冬天疼，夏天也疼，但从来不提。他穿了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领子上有一块汗渍，形状像一只歪着头的鸟。我每年夏天看到那块汗渍，每年都能找到新的鸟。
"你们在搞啥子。"
表弟抢先开口："逮蚂蚱！"
"蚂蚱。"舅舅把嘴里这两个字嚼了一下，像在品一道菜，"蚂蚱有什么好逮的。"
"那逮什么。"我问。
舅舅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你小子明明知道答案。他是对的，我知道答案。
"兔子。"
表弟尖叫了一声。他尖叫不是因为兴奋，是因为他天生嗓门大，正常说话的音量就介于打招呼和警报之间。姥姥在厨房里探出头，手里握着一把锅铲，铲子上还挂着一片油光光的白菜。她看到是舅舅，没说话，把头缩回去了。但不是没反应——她缩回去之前锅铲在窗框上磕了两下，铲子和铁窗框撞击的声音很尖，像自行车铃。这是她跟舅舅打招呼的方式。
我不确定那个声音的意思是不是"欢迎回来"。也有可能只是铲子上菜太多了。
舅舅去杂物间拿工具。杂物间以前是驴圈，驴死了之后改放农具和化肥。门是歪的，要用膝盖顶一下才能推开。舅舅的膝盖只能顶一下，顶第二下就得歇着。他顶开了门，从里面拎出来一个铁丝笼子，笼子底下垫着一张不知道哪年的《巴彦淖尔日报》，报纸已经被兔子尿浸成了一种介于黄色和褐色之间的颜色。他把笼子放在院子中间，蹲下来检查铁丝有没有断头。
"上次跑了就是因为你们没关紧。"他说。
"不是我，"表弟说，"是他。"
"是他就是你，你是他哥。"
表弟比我小一岁，但他确实是"哥"——不是血缘上的，是我们自己定的。那年夏天我们划分势力范围，他分到了院子南边的核桃树，我分到了北边的水渠，我们决定谁的地盘大谁当哥。他的树根部有一个蚂蚁窝，他说蚂蚁也算。我不同意，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蚂蚁不算。所以他当了哥。
舅舅把笼子修好了。他用的是那种最古老的方式——找一根铁丝，穿过破口，用钳子拧三圈。他拧铁丝的时候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掉在报纸上，他用手指弹了一下，手指上有机油，报纸上多了一道黑色的指印。我当时看着那个指印想，如果我们家每个人都用指印来报到的话，这张报纸已经满了。
"走了。"舅舅站起来，把钳子扔进笼子里，夹在耳朵上的烟拿下来重新叼。他的烟是他自己卷的，烟纸是撕下来的日历——星期六，农历三月初七，宜出行、嫁娶、动土。
我们出发了。三个人，一个瘸着腿的、一个嗓门像警报的、一个走路老往地上看怕踩死蚂蚁的。从院子到兔子坡大概三里路，路上要经过两块玉米地、一条没有水的渠和一棵歪脖子沙枣树。沙枣树是地标——过了沙枣树往左拐，再走半里，就是兔子坡。
兔子坡其实不是坡，是一片荒地，长满了芨芨草和狗尾巴草，草的密度刚好够你找不到兔子但兔子能看到你。舅舅到了地方，把笼子放在一棵矮梭梭树底下，然后在口袋里掏东西。
他掏出来一样东西。
我看着他手里的东西，愣住了。表弟也愣住了。连那个笼子，如果有表情的话，大概也会愣住。
"舅，"我说，"这是啥。"
"胡萝卜。"
"这胡萝卜怎么这么小。"
"嗯。它没长大。"
"你拔了。"
"不然呢。大的被你姥姥炒了。"
"那笼子里放什么诱饵。"
舅舅看着手里那根没有他小拇指大的胡萝卜，陷入了沉思。不是沉思"怎么办"——他已经放笼子里了。他是沉思自己为什么要拔一根没长大的胡萝卜，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它是诱饵这件事，以及现在是不是应该在两个外甥面前承认自己犯了个错误。
"兔子不吃大的，"他说，"大的太显眼，兔子不敢来。"
表弟信了。我没信，但我没揭穿。不是因为尊重长辈，是因为我看到舅舅把那个袖珍胡萝卜放进笼子里的时候动作特别小心，像在安放一件圣物。那个动作让我觉得——他不是在骗我们，他是在骗胡萝卜。他在跟那根胡萝卜说，没长大不是你的错，你在这个笼子里也是有价值的。
我们在离笼子大概五十米的地方蹲下来等。蹲是舅舅的姿势——他说坐地上会压死草，草死了兔子就不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蹲我们也蹲。三个人并排蹲着，像三个在开会的地精。
"舅，要等多久。"
"看运气。"
"上次等了多久。"
"一只也没来。"
"那你还来。"
"不来就是零。来了可能是零，也可能不是。"
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后来在深圳开会的时候想起来，觉得舅舅比我的产品总监更懂概率论。
等了很久。草里的蚂蚱在蹦，远处有拖拉机的声音，太阳从头顶歪到了眉毛。表弟的腿麻了，换了个姿势，啪，摔进了旁边的芨芨草丛里。他没哭，他笑了——表弟最神奇的一点是，摔倒永远笑，被打永远笑。我后来想这可能是他嗓门大的原因——他需要一个大嗓门来安置他过剩的快乐。舅舅把他从草里拽起来，拍了拍他后背上的草籽，拍的时候他自己也晃了一下——膝盖。
"舅，你膝盖是不是疼。"
"不疼。"
"那你为什么站不稳。"
"地不平。"
我低头看了一眼地。地平得很。
就在这时笼子那边有动静。不是兔子进了笼子——是一只兔子站在笼子外面，正用前爪试探胡萝卜的尺寸。我和表弟同时屏住呼吸。舅舅伸出手，把我们往下按了一点。三个人缩在芨芨草后面，像三个不合格的狙击手。
兔子闻了一下。犹豫了一下。又闻了一下。然后做出了一个我们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决定——它没进笼子，但它也没跑。它在那根袖珍胡萝卜旁边坐下了。真的坐下了。前爪收在胸前，耳朵往后贴着脊背，像一个在菜市场里等待砍价的妇女。
"它在干嘛？"表弟压低嗓音。
"在思考。"舅舅说。
兔子思考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它用鼻子把那根胡萝卜往笼子外面推了一下——不是吃，是推。推出来大约两寸的距离，自己往回退了一步，又坐下了。
"它在嫌小。"我说。
"别说话。"
"它真的在嫌小。你看它那个表情。"
舅舅转过头看我，用一种非常严肃的语气说："第一，兔子没有表情。第二，你闭嘴。"
然后那只兔子做了一件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事。它站了起来，走向那根被它推出笼子的胡萝卜，叼起来，转身，跑了。
不是逃跑——是叼着胡萝卜跑了。连笼子都没进。一根没长大的胡萝卜，被一只没打算被捉的兔子叼走了。笼子是空的，胡萝卜也没了。我们三个人蹲在芨芨草丛里，看着那只兔子一蹦一跳消失在梭梭树后面。它的尾巴是一个白色的绒球，最后消失的一瞬间，那个白点像在说再见。
三秒钟沉默。
表弟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不是普通小孩的笑——是那种能把拖拉机声音盖过去的笑。他在地上打滚，草籽粘了一身，脸笑得变形。他笑到咳嗽，咳嗽完了接着笑。舅舅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我看着那个空笼子，又看了一眼舅舅。
"舅，胡萝卜没了。"
"嗯。"
"兔子也没捉到。"
"嗯。"
"我们回家咋说。"
舅舅想了想，把空笼子捡起来，夹在腋下。把那根被兔子碰过的铁丝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松动。然后他说了一句——
"就说兔子太大了，笼子装不下。"
表弟笑得从地上爬不起来了。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太阳已经在沙枣树后面了。舅舅的衬衣后面全湿了，汗渍的鸟被他的后背拉得更歪了。他走在我们前面，膝盖让他走起来有点跛，不是那种可怜的跛，是一种很自然的跛，像一个用了太久的工具被磨出了适合自己的弧度。
三里路，表弟唱了一路。唱的是他从学校学的歌，歌词记不全，后半截全是自己编的——"我们是捉兔子的三剑客，捉了一只大兔子，兔子太大装不下，舅舅说下次买个卡车。"舅舅没回头，但我看到他的肩膀在抖。他在笑。
到了院门口。猪油味还在，但不是炒菜的味道了——是炒完菜的余味。锅已经刷了，油进了菜，菜上了桌，姥姥在厨房里擦灶台，抹布在水龙头底下发出那种拧水的咯吱声。
我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扫帚。她扫了一眼我们三个人——一个满身草籽的表弟，一个膝盖上全是我分不清是灰还是泥的舅舅，一个手里提着空笼子的我。然后她把目光定在空笼子上。
"兔子呢。"
舅舅从我手里把笼子接过去，递给我妈。空的。笼子底下的报纸还是那张，上面多了一道黑色的指印、一粒烟灰、和一小块胡萝卜皮——大概是兔子叼走的时候蹭下来的。
"在笼子里的时候忘了拍照。"舅舅说。
"所以呢。"
"所以它不存在。"
我妈举着扫帚打了过去。
她打的是舅舅的肩膀，不是真的打——那个角度、力度和扫帚落下去的声音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女人打她哥哥的方式。不是生气，是一个仪式。每年夏天，舅舅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回来，进院子，然后被我妈用扫帚打一下。打完，年才算过完。不是过年那个年，是他们兄妹之间的那个年。我不懂那个年从哪一年开始，但我妈打完之后脸上那种笑——眼角的皱纹比刚才多了两条，嘴巴是歪的——我每年看一遍，每年看不懂。
后来深圳的心理医生问我，你对你妈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我说她笑的时候嘴是歪的。医生说原因呢。我说因为她在打我舅。
医生沉默了。我觉得他可能判断不出来我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但我没有解释。解释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真的，真的东西都是那样的——你看见了，记住了，说不清为什么，但你知道它重要。
晚饭。猪油炒的白菜，馒头，小米粥。舅舅吃馒头的方式是把馒头掰成四块，一块一块蘸粥吃。这个习惯是从姥姥那里学的，姥姥是从她妈那里学的，她妈的故事姥姥只讲过一遍，没讲完，说"不讲了"。我妈妈不学姥姥吃馒头的方法，她自己发明了一种：把馒头掰成两块，中间夹白菜，捏紧，咬。她说这样效率高。一个效率高的女人嫁给了一个效率低的男人——我爸吃饭的方式是先喝粥，喝完粥再吃菜，吃完菜再吃馒头，按流程走。他觉得同时做两件事不尊重每一件。我爸妈最后离婚的原因当然不是馒头吃饭的顺序，但当你在深圳的出租屋里一个人吃外卖的时候回头看，你会发现——两个吃馒头的方式截然不同的人，确实很难一起生活。
碗筷收了。舅舅走了。他的摩托车发动的时候放了一个屁——这次不是故意的，是熄火。他又打了一次火，排气管喷出一股烟，晚上看不清颜色但我知道是蓝的。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舅舅骑摩托车。后来他买了电动车，再后来不骑车了，膝盖受不了。
我提着笼子去水渠边洗。姥姥说笼子得洗，不洗有味道兔子就不来了——她没说下次还去不去，但她默认有下次。我把笼子泡在水里，铁丝的锈把水染成了淡橙色。渠水不深，刚没过我的脚踝，水底有螺蛳，螺蛳壳上趴着一种很小的水虫，来来回回地游但哪儿也到不了。
我妈蹲在旁边洗衣服。她洗衣服不用盆，直接在渠水里揉，肥皂是她自己用猪胰脏做的。她洗的是表弟的裤子，膝盖那块泥搓了半天。我说表弟呢。她说睡了。我又说表弟的嗓子会不会哑。她说不会，明天还是那样。然后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站起来看着我。
"兔子真的一只都没来。"
"来了一只，没进去。"
她把肥皂放进铁盒子，盖子扣上，说："也行了。"然后回屋了。
我在水渠边又坐了一会儿。月亮上来了。巴彦淖尔的月亮不像南方的月亮——它不是贴在窗户上的，是悬在头顶，跟你有距离，但那个距离刚好够你伸手够不着又不想放弃。渠水里有月亮的影子，铁丝笼子有一半泡在水里，笼子门开着。我在想明天那只兔子还会不会来。它有了一根没长大的胡萝卜，拥有了一个不需要进笼子的傍晚，和一段它自己无法理解的奇遇。它不明白为什么农场里会冒出一根全世界最小的胡萝卜放在一个铁笼子里，它只知道它遇到了。
而那只兔子永远不可能知道，在它叼走胡萝卜的二十分钟里，有一个膝盖不好的男人、一个一岁之差输了蚂蚁官司的表哥、和一个走路怕踩到蚂蚁的小孩——三个人加起来吃了半斤土、被蚊子咬了七个包、膝盖僵了四条腿。换回来的回报是：什么也没有。和一个可以在未来二十多年任何一天突然想起来就笑的笑话。
我把笼子捞起来，倒掉水，放在墙根底下。笼子门没关。我知道明天不会有兔子进去。但我想让兔子知道——门是开着的。
厨房的灯还亮着。姥姥在灶台上留了一个馒头，馒头底下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是她的字——歪歪扭扭，很大，写在撕下来的日历背面。星期三，农历三月初八，宜起土、嫁娶。纸条上的字是：
"有菜在锅里"
猪油已经凉了。凝固的油是白色的，表面结了一层膜。我用筷子戳了一下，膜破了，底下还是白的。
我把馒头掰成四块。一块一块蘸猪油吃。